四
那天，一切都明朗了。穴居人就是永生者；那條多沙的小溪就是騎手尋找的河流。至於那座名聲在外、已經傳到恒河的城市，永生者們早在九個世紀前已經摧毀。他們用廢墟的殘磚斷瓦在原先的地點蓋起我察看過的那座荒唐的城市：像是戲謔的模仿或者老城的反面，也是奉獻給那些操縱世界的非理性神道的寺廟，關於那些神道我們一無所知，只曉得他們同人毫無共同之處。那座建築是永生者屈尊俯就的最後一個象徵；標誌著永生者認為一切努力均屬徒勞，決定生活在思考和純理論研究的一個階段。他們建立了城市，把它拋在腦後，然後去住在洞穴裏。他們冥思苦想，幾乎不理會物質世界的存在。
像是同小孩說話一樣，荷馬向我敍說了這些事。他還把他晚年和最後一次航行的情況講給我聽，他遠航的目的和尤利西斯一樣，是要尋找那些從未見過海洋、沒有吃過加鹽調味的肉、不知道槳是什麼樣的人。他在永生者之城住了一個世紀。城市被摧毀後，他建議另建一座。我們對這一點並不驚訝；誰都知道，他歌唱了特洛伊戰爭以後，又歌唱了蛙鼠之戰。他像是先創造宇宙又製造混亂的神。
永生是無足輕重的；除了人類之外，一切生物都能永生，因為它們不知道死亡是什麼；永生的意識是神明、可怕、莫測高深。我注意到儘管有種種宗教，這種信念卻少之又少。古以色列人、基督徒和穆斯林都信永生之說，但是他們對第一世紀的崇敬證明他們只相信第一世紀，而把其餘所有無窮無盡的年代用來對第一世紀進行褒貶。我認為印度斯坦某些宗教的輪回之說比較合理；那個輪子無始無終，每一生都是前生結出的果，種出後生的因，都不能決定全過程……永生者的共和國經過幾世紀的薰陶，已經取得完美的容忍，甚至蔑視。它知道，在無限的期限裏，所有的人都會遭遇各種各樣的事情。由於過去或未來的善行，所有的人會得到一切應有的善報，由於過去或未來的劣跡，也會得到一切應有的惡報。正如賭博一樣，奇數和偶數有趨於平衡的傾向，智與愚、賢與不肖也互相抵消，互相糾正，淳樸的熙德之歌也許是牧歌中的一個形容詞或者赫拉克利特一行詩句所要求的抵消[1]。轉瞬即逝的思想從一幅無形的圖畫得到啟發，可以開創一種隱秘的形式或者以它為終極。我知道有些人作惡多端，為的是在未來的世紀中得到好處，或者已經在過去的世紀裏得到了好處……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問題，我們的全部行為都是無可指摘的，但也是無關緊要的。沒有道德或精神價值可言。荷馬創作了《奧德賽》；有了無限的時期，無限的情況和變化，不創作《奧德賽》是不可能的事。誰都不成其為誰，一個永生的人能成為所有的人。正如科爾納裏奧·阿格裏巴[2]那樣，我是神，是英雄，是哲學家，是魔鬼，是世界，換一種簡單明瞭的說法，我什麼都不是。
永生者普遍受到因果報應絲毫不爽的世界觀的影響。首先，這種世界觀使他們失去了憐憫之心。我提到小溪對岸的廢棄的採石場；一個人從高處滾到坑底，口幹舌焦，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他們過了七十年之後才扔下一根繩索。他們對自己的命運也不關心。對他們來說，身體像是一頭馴順的家畜，每個月只要賞賜它幾小時睡眠、一點水和一塊碎肉就夠了。當然、別人是不想把我們淪為苦行僧的。沒有比思考更複雜的享受了，因此我們樂此不疲。有時候，某種異乎尋常的刺激把我們帶回物質世界。比如說，那天早上雨水喚起的古老的基本的歡樂。那種時刻很少很少；永生者都能達到絕對的平靜；我記得我從沒有見到一個永生者站立過；一隻鳥在他懷裏築了窩。
根據萬事互為補償的理論，有一條推斷理論價值不高，但在10世紀初葉或末葉促使我們分佈到世界各地。推斷包含在這句話裏：有一條賦予人們永生的河；某一地區應該有一條能消除永生的河。河流的數目並不是無限的；永生的旅人走遍世界總有一天能喝遍所有的河水。我們便決定去找那條河。
死亡（或它的隱喻）使人們變得聰明而憂傷。他們為自己朝露般的狀況感到震驚；他們的每一舉動都可能是最後一次；每一張臉龐都會像夢中所見那樣模糊消失。在凡夫俗子中間，一切都有無法挽回、覆水難收的意味。與此相反，在永生者之間，每一個舉動（以及每一個思想）都是在遙遠的過去已經發生過的舉動和思想的回聲，或者是將在未來屢屢重複的舉動和思想的準確的預兆。經過無數面鏡子的反照，事物的映射不會消失。任何事情不可能只發生一次，不可能令人惋惜地轉瞬即逝。對於永生者來說，沒有挽歌式的、莊嚴隆重的東西。荷馬和我在坦吉爾城門[3]分手；我認為我們沒有互相道別。
五
我走遍新的王國和帝國。1066年秋季，我參加了斯坦福橋之役，我記不清自己是在哈樂德還是在那個不幸的哈拉德·哈德拉達的部下，哈樂德就在那一年戰死，哈拉德佔據了六英尺或者稍多一點的英國土地[4]。伊斯蘭教曆7世紀時，我在布拉克城郊端端正正地謄寫了水手辛巴德[5]的七次航行和青銅城市的故事，當時用什麼文字寫的我已忘記，那些字母也不認識了。在薩馬爾坎達一所監獄的院子裏，我老是下棋消遣。在比卡尼爾和波希米亞，我幹占星的行當。1638年，我到了科洛茨瓦爾，然後又去萊比錫。1714年，我在阿伯了訂購了蒲柏翻譯的六卷本《伊利亞特》，愛不釋手。1729年，我和一位大概姓賈巴蒂斯塔的修辭學教授討論那部史詩的起源；我覺得他的論點難以駁倒。1921年10月4日，我乘坐的駛往孟買的派特那號輪船在紅海一個港口停泊[6]。我下了船；想起了悠久歲月前也在紅海之濱的早上的情景；當時我是羅馬的執政官，熱病、巫術和閒散耗損了士兵們。
我在郊外看到一條清澈的河流；出於習慣，我嘗了嘗河水。爬上陡峭的河岸時，一棵多刺的樹劃破了我的手背。痛得異乎尋常。我悄悄地看傷口緩緩滲出一滴血，感到難以置信的幸福。我又成為普通人了，我重複說，我又和別人一樣了。那天晚上，我一覺睡到第二天天明。
……一年之後，我重新檢查了這些底槁。我發現內容與事實相符，但是前面幾章，以及其他幾章的某些段落，有點虛假。這也許是由於濫用細節刻畫的原因，我從詩人那裏學來這種手法，以至把什麼都染上虛假的色彩，事實固然有許許多多細節，但是記憶裏卻不會有……儘管如此，我還是覺得自己發現了一個隱秘的原因。即使人們認為難以置信，我將寫出來。
我敍說的故事看來不真實，原因在於故事裏混雜了兩個不同的人的事情。第一章裏，騎手想知道底比斯城牆外的河流叫什麼名字；弗拉米尼奧·魯福先前給那個城市加了一個“百柱”的形容詞，說河名叫埃及；這些話都不像是出自魯福，而應出自荷馬之口，荷馬在《伊利亞特》裏明確提到百柱之城底比斯，在《奧德賽》裏借普羅特奧和尤利西斯之口總是把尼羅河叫做埃及河。第二章裏，羅馬人喝永生之河的水時，用希臘文說了一句話；這句話出自荷馬筆下，在著名的船舶名單的結尾處可以找到。隨後，在那座叫人眼花繚亂的宮殿裏，魯福談到“近乎內疚的責怪”；這也是荷馬的話，他設計了那個可怕的場景。這些異常現象使我感到不安，另一些屬於美學範疇，使我有可能披露真實。最後一章可以看到；那上面說我參加了斯坦福橋戰役，我在布拉克謄寫了水手辛巴德的航行，我在亞伯丁訂購了蒲柏譯的英文版《伊利亞特》。此外還有：“我在比卡尼爾和波希米亞幹占星的行當。”這些自白一句不假；重要的是把它們突出了。第一句似乎很適合一個軍人的身份，可是接著又說明講故事的人不僅僅關心打仗，而更關心人們的命運。後面的話更奇特了。一個隱秘的基本原因使我不得不把它記載下來；我之所以這麼做，是因為我知道它悽楚感人。它出自羅馬人弗拉米尼奧·魯福並不悽楚。出自荷馬之口情況就不同了；稀罕的是荷馬在13世紀謄寫另一個尤利西斯，也就是辛巴德的歷險記，經過許多世紀之後，在一個北方王國看到用一種不開化的文字寫他的《伊利亞特》。至於那段以比卡尼爾名義說的話，顯然是一個渴望賣弄辭藻的文人（正如船舶清單的作者）杜撰的[7]。
接近尾聲時，記憶中的形象已經消失；只剩下了語句。毫不奇怪，漫長的時間混淆了我一度聽到的話和象徵那個陪伴了我許多世紀的人的命運的話。我曾是荷馬；不久之後，我將像尤利西斯一樣，誰也不是；不久之後，我將是眾生：因為我將死去。
1950年後記：前文發表後引起一些評論，其中最奇怪但並非最謙和的是一篇用《聖經》典故題名為“百色衣”的文章（曼徹斯特，1948年），出自內厄姆·科爾多韋羅博士執拗無比之筆。文章有百餘頁。提到了希臘和下拉丁語系國家的詩文摘編，提到了借用塞內加的片斷評價同時代作家的本·強生，提到亞歷山大·羅斯的《維吉爾福音》、喬治·莫爾和艾略特的虛假，最後還提到那篇“偽託古董商約瑟夫·卡塔菲勒斯敍說的故事”。他指出第一章插進了普林尼的話（《自然史》第五章第八節）；第二章有湯瑪斯·德·昆西（《著作集》第三卷第四百三十九頁）；第三章有笛卡特致比埃爾·夏努大使信裏的話；第四章有蕭伯納（《回歸梅杜塞拉》第五幕）。他根據這些插入，或者剽竊，推論說整篇文章都是偽撰。
依我看，結論是不能接受的。卡塔菲勒斯寫道：接近尾聲時，記憶中的形象已經消失；只剩下了語句。語句，被取代和支離破碎的語句，別人的語句，是時間和世紀留下的可憐的施捨。
獻給塞西莉亞·因赫涅羅斯
[1] 牧歌是歌頌大自然，描寫寧靜悠閒的田園生活的抒情詩，最早使用這種體裁的是古希臘詩人特奧克裏托（前310—前250？），古羅馬詩人維吉爾（前70—前19）有《牧歌集》、《農事詩》和史詩《埃涅阿斯紀》等詩作。《熙德之歌》是西班牙文學中最古老的英雄史詩，約成於1140年。
[2] 阿格裏巴（1486—1535），德國哲學家，煉金術士。
[3] 坦吉爾，摩洛哥港口城市。
[4] 哈樂德，指英國國王哈樂德二世（1022—1066），於1066年10月14日哈斯丁斯一役敗于諾曼第公爵威廉，戰死沙場。哈拉德，9至12世紀丹麥、瑞典、挪威幾個國王的名字。
[5] 水手辛巴德，《一千零一夜》中的人物。
[6] 此處原稿有塗抹；也許是刪去了港口的名字。——原編者注
[7] 阿根廷作家埃內斯托·薩巴托認為同古董商卡塔菲勒斯討論《伊利亞特》作者是誰的“賈巴蒂斯塔”是賈巴蒂斯塔·維柯；維柯堅信荷馬是象徵性人物，和普路托、阿基裏斯相同。——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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